企业家不接受科学盛会邀请，科学家向企业提出漫天要价，表明什么？

    去年年底，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这个由全国各地近4000名科学家参加的盛会，可谓“精英荟萃，群贤毕至”，“最聪明的脑袋来到最美丽的地方”。然而在众多的与会者中，惟独不见省内、国内企业家的身影，据说大会曾向16家著名企业的老总发出邀请，其中有近在咫尺的杭城老总，可最后未到一人。这让大会的组织者感到十分遗憾，也与媒体和公众的火热形成了强烈对比。而最近我们在和几家科研院所谈合作，得到的也不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回应，在和一家科研单位洽谈合作项目时，对方竟提出技术股要占98%，使友好的协议终于流产。

许多令人费解的情况表明，在这个“科技产业化靠谁来化”的问题上，不少学、研单位和企业，似乎都企图单独来完成“产业化”过程，因而实现产业化的一个更重要的课题——产、学、研紧密合作，反而被冷落。笔者认为，谢绝合作或难以合作的危险倾向，必将导致我们科技产业化过程延缓并付出沉重代价！

拥有科技成果或具备科技创新力的

学、研单位，能够独立实现产业化吗？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科研机构5100多家，有科研人员125万人。每年的科技成果约3万项，但是真正转化为量产的只有20%，而形成产业规模的不到5%。从实现产业化的角度来说，科技成果的80%被“废置”了。

另据报道，我国高新技术流失令人触目惊心：在每年3万项科技成果中，申请发明专利只有1万多件，其余2万项大部分没有专利保护，却通过发表论文、成果鉴定、学术研讨、公开使用等方式公开出去，等于流失。据知识产权局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共受理国内发明专利申请11.6万余件，而自1985年我国《专利法》实施以来，向国外申请的发明专利不足3000件，等于说，在14年里，我国将11.3万项发明无偿“奉献”给了世界各国！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竟是支付不起或不愿支付区区几千元、几万元的专利申请费！             

科技成果的或“废”或“流”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不等于生产力，尤其是不等于“产业化”。             

科技产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着产品创意到商品化生产到形成产业和市场规模等一系列环节，大体需经过新产品概念的形成、研究与开发、设计实验试制、中间试验、生产准备、批量生产、营销和市场建设等七个阶段，才能形成产业市场和产业规模，完成从产品到产业的过渡。

科技产业化的效率与组织分工形式显然有关，但在上述七个阶段中，一、四阶段需科研单位和企业共同参与；五、六、七阶段主要是解决正式生产与市场开拓相关的问题，因此通常是生产、销售企业的优势；只有二、三阶段主体是知识产品，在学、研单位中实施最有效率。

换句话说，现阶段我国的科研单位（无论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只能相对独立完成科技产业化7个阶段中的少数阶段，多数阶段都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实现科技产业化所必须的条件：一是对于市场的感应力比较弱。常常不去找或找不到科技和市场的结合点，这也就是许多专利或发明“烂”在抽屉里的重要原因。二是由于长期与经济、市场的脱离，我们的学研单位多数不具备量化生产的工艺能力和生产能力，不具备产业化所必须的市场营销、开拓能力，以及形成产业规模所必须的资金实力。三是他们特别缺乏为产业化所必须的组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操作能力，就多数情况而言，他们中缺乏经营管理的综合性人才，缺乏能够很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产业的经营者和企业家。

所以无须讳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要把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发展成产业，他们能独立走完的仅仅是漫漫长路中的一段或几段，离开与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化成果”。

具备了生产、营销、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是否能够独立实现产业化呢？

据报道，国际上许多跨国公司的科技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5%—10%，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更是高到25%以上；而有的公司的研发费数额大得惊人，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97年的开发投入84.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00个亿，对于我国企业简直是天文数字。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是产业化的主体，在这样的企业中，确乎名副其实。但在我国，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费用不到销售额的1%。不少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部门。因此“企业是产业化的主体”的内涵，是企业在实现产业化中必须首先依靠学研单位的科技力量。因为企业要独立地实现产业化，还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弱点——

    其一是我国的多数企业缺乏对于行业前沿科技信息的捕捉力、接受力和消化力。许多企业的产品方向是盲目的，甚至是看到人家做，我也跟着做；政府提倡做，我就赶快做；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三做”企业，他们是产业化形成后的追随者，而不是创新者。

其二是我国的多数企业既缺乏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力，也缺乏对行业前沿技术的跟踪、突破与创新的经济能力。开发新产品并使之产业化，如果不是利用别人的科研成果来嫁接，就需要雄厚的基础研究力量和对于行业前沿技术的预测、跟踪能力，象贝尔实验室那样投入庞大的研发经费！

其三是我国的多数企业缺乏科技人才，以及科技管理的经验。据报道，过去部分科研院所曾经归属过企业，例如中科院某感光研究所曾经“成建制”下放到某国营企业，结果是最后“成建制”返回科学院，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其四，近年国内许多企业虽建立了技术开发中心之类的机构，甚至建立“中央研究院”，但任何企业都不能夸口说自己方方面面始终领先：企业外的专家总是多于企业内；最高水平的专家总是在企业外而不在企业内，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否认的现实。即言之，他们也不能排斥产研合作。

因此，一个企业，在规模和实力不是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企图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研究、风险投资，或者大量招收科技人才和抢购几个“高精尖”人才，以为这样做就能完成“产业化”的全部阶段，独立实现产业化，显然不明智。即使是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也仍然与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国外大型公司联办了十几所研发机构，因为他们深知：放弃合作，意味着放弃进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将造成科技、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的浪费，并以很大概率遭遇风险！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我国学、研单位和企业，不可能离开合作的途径，独立地实现科技产业化。

为什么产—学—研结合

是实现科技产业化的最佳途径？

第一，只有把学、研单位的基础研究优势，与企业的市场需求信息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产业化的基础与前提——应用科学的创新优势；

第二，只有把学、研单位的行业前沿技术信息的捕捉力与技术难点的突破力，与企业的生产能力、营销能力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产业化的关键——产品的技术优势与市场优势；

第三，只有把学、研单位对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专门知识和探索精神，与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特别是资金实力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产业化的充分条件——科技资源、人文资源与社会环境的有效整合。

当我们把科技创新优势、产品技术优势、市场营销优势，与经营管理优势、经济实力优势以及企业家的社会资源优势等等结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无疑获得了实现科技产业化的充分条件和强大动力，掌握了实现产业化的快捷键！

产—学—研结合不好的症结在哪里？

怎么做才能结合得好？

    既然中国目前多数的学、研单位和企业双方都不具备独立担当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而双方的优势互补又恰恰具备了实现产业化的基本条件，为何双方不能很好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呢？我认为症结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少企业经营者至今仍然缺乏科技兴企意识；其二是不少高校、科研单位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吃了亏”，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其三是被“不想共赢而想独赢”的私心杂念蒙蔽了理智。       

    我们浙江舜宇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光电产品生产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从创建起即与浙江大学真诚合作，至今16年，双方均获丰硕成果。1983年，我们派人到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中心试验基地培训，把光学冷加工作为企业发展的起点。1988年，我们与浙大光电技术开发公司建立了科技生产联合体，开始了“你设计、我生产”的产品开发模式。从此，浙大的雄厚科研实力，经过我们变成了现实生产力，新产品开发连绵不断，成功地开发了具有一定档次的光学镜头、显微镜、望远镜等20多种新产品。产品95%销往国外。合作十年，到1998年，同联姻前的1988年相比，产值、销售、利税分别增长52倍、51倍和24倍。根据国家公布的“99中国乡镇企业排序”，我们企业名列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第三位，连续四年位居浙江省行业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第一名！

我们和浙大的合作，前后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年至1991年）在利益分配上采用额定利润分成方法，即由浙大设计的产品在我们这里生产、销售后，校方以固定额度分成。这种方式校方不直接承担企业的风险，在联合初期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第二阶段（1992-1994年）分配方式改为按照实际利润分成，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包括浙大方的技术投入），共同承担风险。这是联营机制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双方在联合过程中互信程度的提高和依存观念的增强。第三阶段（1994年起至今）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厂校双方都成了企业的股东，各方派员组成董事会、监事会，双方不只是着眼于年终分配，更着眼未来、筹划未来，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我们同浙大的联姻，创造了我们的新产品、新市场，造就了我们发展的高起点，得到了著名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国藩教授“全国光学行业一片萧条，风景这边独好！”的高度评价。为了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获得更大发展，去年以来双方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合作，将于近期在现代光电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

我们体会，搞好产学研合作，关键有三点：

——提高科技意识，是合作的前提。确立科技意识，就是要承认科技的地位和价值。比如有不少人问我：浙大在你们这里分了多少钱？我总是认真地告诉他们：浙大在我们这里没有分一分钱！科技同生产结合以后，企业的效益是双方共同创造的，不存在科技方在我们这里分了多少钱的问题，浙大分享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成果，得到他们应得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浙大的这部分，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感到：科技人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的最大愿望是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科技人员到头来没有自己的地位，从何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

——建立合理机制，是长期合作的保证。在产研结合的初期，双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顾虑。科技人员主要是怕“过河拆桥”。这种想法是客观的，我曾和科研人员谈到我们与浙大的合作情况，其中就有人当场掉眼泪，他为某企业做“星期天工程师”，产品开发出来以后，企业却把他甩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必然导致合作的失败。当然企业一方也有怕科技方“虎头蛇尾”的问题。怎么解决双方的担心？必须建立合理机制做保证。

——双方以诚相待，是合作的基础。我们在与浙大的合作中，由于透明度高，大家直来直去，合作得很愉快，感情上也很投入，双方不分彼此。比如在1989年，那时双方都有一本销售帐，每次卖出产品各自记个数。有次浙大的帐上少记了一笔，我们还是按实际产量向浙大交付了利润，钱虽然只有几万元，双方的心却因此更近了。在与浙大的联姻中，双方在“名”和“利”的问题上只有让，没有争，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这里是个“君子国”。  

科技产业化是涉及国家经济力和竞争力的大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及合作。无数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产、学、研只有携起手来，才能成为实现产业化的脊梁！

（载2000年3月《中国科技产业》）